一个大学教师的职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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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PT, TOFEL, GRE
　　　　
　　特批副教授前后的2、3年，我都在忙准备英语考试。事实上，破格那年的年初考了EPT，晋级后第一年的年初考了GRE，年底考了TOFEL。各种考试本身考得都不错，但出国的事情都没成。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些考试是种有益的人生经历。其收益不仅是提高了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培养职业需要的踏实和勤勉。我当时曾得出个结论，考过英语百事可做。现在看，仍有道理。我招应届学生特别看重英语成绩，作为学风和人生态度的表征。
　　　　
　　考EPT是因为当时有公派出国的可能。我制定了详尽的计划，设定了具体的目标，130分，满分是160分。复习后的结果，估计考分会有6分的误差，即分数在124与136之间。EPT是中国考试专家出题，专门针对中国考生的薄弱环节。考后的感觉很不好。听力和综合填充达到预期目标，最强项的阅读没有期待的好，而词汇部分也不好，最糟的是语法和结构简直像没复习过一样。幸运的是，EPT是用换算分。正式公布后，成绩恰是130分。这在我们学校是空前的高分数，我想也应该能绝后的。
　　　　
　　GRE复习的极为艰苦，当时小孩不到2岁，正是闹人的时候。好在学校里刚拿到副教授，可以暂时不管。最令人绝望的是背单词。每天50个没有问题，但前面的总要忘。毕竟是快30岁的人，不比年轻时。我自己订的目标是争取2200分，语文600，数学和推理满分800。但不能低于2000分。但考试的结果差强人意，仅考了2050分，其中语言520分，推理730。考过之后，我决定认输。再也不考GRE了。这里还有个不利因素，当时一般是先考TOFEL，我先考的GRE，因此英语水平上多少有些欠缺。
　　　　
　　准备TOFEL时稍微轻松些。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争取650分，保证620分。准备TOFEL的最大问题是精神压力大，听力总要丢分。因此，语法和结构、词汇和阅读都要满分。考试的成败不在答对的多少，而在答错的少。听力我下了很大功夫。把往年真题和模拟题中听力的中间停顿由12秒都改为6秒。不过，成绩还是不很理想，考了623分，听力57，后两项都是65，估计各错了1道题目。但写作考砸了，仅得3.5。
　　　　
　　按我的年龄及没有参加任何专项培训而论，3次考试都应该算成功。我的最主要感受是准备考试一定要按考试要求成套作练习，然后一起核对答案。当然，英语水平是考试的基础。我不太欣赏单纯准备考试，因此没有参加任何考试培训班。
　　　　
　　考试只是出国的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考试虽然还可以，但出国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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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出国不成
　　　　
　　《围城》中最精当的比喻之一就是出国如同出疹子，出过了就有了免疫力。因此，对大学中人而言，出国不是万能的，但没出过国是万万不能的。可惜，当时我对出国的认识没有现在的高，更主要的是我个人有些胸无大志贪图舒适。
　　　　
　　留校之初，至少是拿到硕士学位之后，都有人鼓动我设法出国求学。我当时没走的理由是等在国内打好基础再去。有位大教授，当面指斥，“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位教授是我入学时的9位副教授之一，他能到这所三、四流学校任教是因为在他太太怀孕期间他睡了前来帮忙的小姨子。
　　　　
　　我希望的出国机会是公派，比较安全省心。有个很好的机会，由于我的幼稚失之交臂。
　　　　
　　当时，学校每年都有公派名额。我在年轻一代中是比较突出的，很快会排到我。事实是，在我晋教师的第二年，本教研室比我早两年上教师的硕士便轮上了，报部里4个候选人，走2人，用教育部的名额。其中一个是本教研室比我早两年晋级的讲师。师资科长明确对我说，本教研室与我同年的讲师排在我后面，虽然他留校比我早2年硕士比我早1年。不过，算我运气好，突然又有两个部里的名额，是报两人走两人。但拿到这个名额还是费些周折。
　　　　
　　学校派我的意向非常明显，但当时的系主任跳出来抵制。这实在出乎我的预料。这位主任教过我，对我很欣赏；我当学生班主任时他是管教学的副主任，也算打过交道。他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而且本质上，我把他认作同类，城府不深，业务能力不弱。我们自认为是聪明人，不耐烦与愚蠢的家伙(通常以善良相标榜)打交道。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反对，从公从私都没有理由。后来知道已经报上去的本室讲师在帮他做课题，推测他想如果不成后用这个名额再给报他，这只是我的小人之心。后来在学校的压力和总支书记的斡旋下，主任不反对了，我总算被学校报到部里。
　　　　
　　顺便一提，这位主任由于公开蔑视比较愚蠢的人如写不出论文的教师，而招致很大的反对意见，后来被迫下台了。下台前，系总支专门召集部分教师座谈，我也出席。当有老师抱怨说也白说时，书记脸上露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说，“这次说了，肯定不白说。”我当时的感觉不是很舒服，座谈会上什么也没说。有位老师很气愤地说，发表文章有什么用，要看是否有人引用。我当时有些调皮地暗想，他一篇文章都没有，肯定没人引用。
　　
　　随后总支书记当了主任。他原来的下属专业教研室的支部书记当了总支书记，实权还在老书记手里。我留校的第一个系主任是位大教授，名校毕业，入学时的9个副教授之一，带出本校第一批硕士生。第二任就是下台这位主任。新书记也教过我，觉得他特别老实。我感觉，老书记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动声色地摆平。我个人并不欣赏这种人。不过，老书记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支持我，包括但不限于晋级和调离。后来，老书记退休后携夫人到这里，我还用经费为他们在学校外招(两星级)的房间卖单。
　　　　
　　学校报出后，有亲戚提醒我，有必要活动一下。无论是学校所在的部还是教育部，多少都有些关系。我天真地以为，等额报的不会有意外，没有进行任何活动。更主要的是，我当时年轻，觉得凭自己的努力和业绩就足够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确实批下来两人，但没有我，另有个学校没报的人。师资科长也很无奈，说学校也不知道原因，无法给我解释。顶替我的是一起留校的本科生，而且没读硕士。不过，他娶了本校领导的女儿。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我为自己对社会认识的幼稚而付出代价。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社会太复杂，甚至黑暗。我不想等公派的机会了。况且，后来的公派许多是到欧洲甚至东欧。事实上，学校又报了我一次到部里，这次是报4人，但只批1人，还是去日本。我动了自费到北美留学的念头。
　　　　
　　申请奖学金并不容易。尤其是我本科的学校很差，硕士的学校一般，更糟的是我读书时的考试成绩也不算好，拿全奖太不容易了。我在拿到副教授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连续申请，总共有10多个学校，都没有全奖。有两个本专业非常好的州立大学给我录取。亲属帮忙担保，I-20表都拿到了。我临阵脱逃，没敢去。没拿到全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没有自费去闯闯，后来时常觉得挺后悔的。
　　
　　事实上，是否自费出国，当时我给自己订了个判别准则：在学术上，看能否拿到自然科学基金；在职业上，看能否拿到正教授；在学校地位上，看能否拿到学校每年有两个的高额奖教金(当时是5千元，我的工资5百元都不到，真是笔巨款)。如果有一项，我就不去冒险了。后来证明，这些一项都没有，不过我还是没敢到国外，而是在国内读个博士。
　　　　
　　我的出国梦破灭了。公派没成，是因为我幼稚无知。自费没成，是因为我胆怯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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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没当上破格教授
　　　　
　　在任何职业中，都要先作职业角色要求做的事情，然后才能做自己想做的。有些人天资聪颖或家财万贯，不用在职业中求生存或图发展，自然不在此列。即使在职业人中，有些人一生都没有争取到做自己想做事情的机会，更有些人甚至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是很可惜的事情。这里所说的职业，包括所有的职业，既有非法的如毒品贩子，也有合法的如大学教师。大学教师的职业，能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算比较早的。在欧美一般拿到tenure就可以了，在中国则是因校制宜、因人而异。不管怎样，大家对年轻教师的期待就是及时的晋升。刚当副教授的我，目标自然也很清楚，要当正教授。正常应该是副教授5年后，不到5年就是破格。
　　　　
　　晋升副教授的第二年，又有申报破格教授的机会，还是跟省里走。我对照特批条件，发现很勉强。8条中要够5条。要省部级奖励，当然是指政府奖，但我仅有民间学会或协会的奖。要有科研项目，我请个外校教授(那位委培硕士同学的师兄兼同事，海归，带回来几百册复印的书，我们去过他家借书)帮忙，让他们科研处给我开出参加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证明，但申报时没有我的名字。要有编写的教材，但我仅参编过一本，打杂而没有专门编写的章节。最糟糕的是我的论文虽然满足条件，但也不是很突出。原因是副教授才两年，而这两年里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调整，文章产出处于低潮。更主要的是发表论文的竞争激烈了，课题性的论文占优势，而自由研究的论文不容易在好刊物上发表，更何况已经收版面费了。尽管如此，院长通过老书记给我传话，说学校全力支持，让我申报。我想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报了，虽然知道自己没戏。
　　　　
　　论文评审没有问题，我请位院士和硕士时的导师分别写了评语。当时的评语都是手写的，而不是现在打印好签个字。院士的评语有6百多字，导师则上千字。系里学科组也没有问题，一致通过。老书记特别关照我，自然一切都会安排很好。
　　　　
　　学校大评委那年没有述职程序。后来听说，在大评委讨论时便很艰难，第一次投票居然没过。校领导作些工作，重新投票，特批的过了两个。拿到省里，发现我的票数仅是过半数，没有到2/3多数，又退回去再投票一致通过。结果，学科组没有通过。我的硕士导师可能是评委，后来告诉我，你们自己学校意见也不统一，学科组认为不应该通过。我也没什么可抱怨，条件确实不够。而且，我们学科组那年报的教授不论是否破格都没有通过的。
　　　　
　　顺便一提，我们学校的另一位破格教授通过了，他是公派东欧回来的博士，后来当了副校长，又当了副市长。也不知现在高升到哪级了。
　　　　
　　报破格教授，是我职业中少有的几次“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努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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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低谷挣扎
　　　　
　　破格晋升副教授是我早期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峰，但随后很快跌入低谷。在随后2、3年中，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没成功，不论是出国还是晋级。我的体会，人在低谷时，不要急于上来，只要别再下去，或至少不要下去的太快。“哪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走出那个低谷后，职业发展上虽然也有波折，但总的是比较顺利了。
　　　　
　　当时大环境也是空前的差。学校经费困难，便出台类似承包的方案。学校只负责基本工资，奖金由各系负责，系里又分摊到教研室。好在我们属于基础课教研室，学校负担奖金的80%。本教研室在我前面毕业的两个硕士都下海了。一个几年后又回来。没回来的那个曾跟我说，他目睹当年的基础部主任费劲地用自行车推着从学校廉价买的筐大葱回家，他算是学校最有名的教授(我入学时的9位副教授之一)，这工作还有什么意思。他们的离开很受欢迎，因为工资给我们没走的吃空额，奖金可以发全了。我当时就认为，有朝一日高校教师待遇改善，首先就要感谢当时毅然离去的教师。当时学校穷的难以相信，有时候工资都要从月初拖到月底发，但从来没有拖过月底。一般教师去报销，财会科也通常声称没有钱；领导或许另当别论。
　　　　
　　我个人在专业上也遇到很大困难。具有标志意义的失败算首次申请NSFC的青年基金失败。我拉上个刚毕业的博士一起申请。这本是我在困境中的一丝希望，在次参加外校办的“高级研讨班”时在“规划”第二个方向内开始个新的研究课题。我本来期待能出些东西。事实上，也确实出了多篇国际中档期刊的论文，但要在几年之后。从拿到副教授起，我就狠心把第一个方向的工作停下来。可惜，第二个方向的工作顶不上去，这样我的研究产出就大成问题。最严重时，想到我的研究方向，曾潸然泪下。其实，论文的数量还是可以，但质量下降严重。副教授后的两年，分别发表8篇和10篇论文，其中一级学报分别是3篇和2篇，其余都是高校学报或地方刊物，而且第一个方向分别是3篇和5篇。第3年，仅发表论文4篇，第一个方向有1篇。所谓一级学报，期刊也不如过去的好。我早期发表文章最好的是在晋升讲师前后各1年的3年里。
　　　　
　　随在科研的挫折，我在教研上投入时间可能相对多些。在当讲师时就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教学主要是教材研讨论文。破格副教授当年发表2篇，后一年1篇，后两年5篇，后三年1篇。此外，我还为我讲的门高年级本科课编写本近40页(16开本)的补充讲义，学校铅印。我个人感觉，教研文章未必比科研文章容易，但分量却差得多。因此，如果不是出于兴趣，仅从投入产出比看，写教研文章是件很不划算的事情，特别是在晋升教授之前。就我的个案看，写教学文章也不算很吃亏。我前后拿过学校的教学成果3等奖和1等奖。特别是，在晋升教授前一年，拿了部里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我第一个政府奖，上面有带国徽的图章。在此之前还拿过个省科协的教学成果二等奖，自然这是民间组织的奖，不算什么。
　　　　
　　更麻烦的是我被安排当个小官，在破格教授失败后几个月。因为我们教研室主任退休，让我当教研室主任。我坚决不同意。事实上，我在读研究生时就给自己立下终身遵守的3条“戒律”，其中两条是“不入党”和“不当官”。除当时破戒外，一直遵守到今。老书记跟我谈话，说我的教研室主任只是对外的，对内开展活动等把3个相关教研室要合成一个教研室，我只是这个大教研室的副主任，而教研室主任副主任要开的一切会议我都不用参加。我的职责是只管业务，如审阅考题、教学计划、分配教学任务等，不管行政，如例会、扫除等。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能同意了。只干了半年，我便逃出去读博士了。
　　　　
　　我在学校的实际地位也在下降。学校为我报次部里的“跨世纪人才十、百、千计划”，但不清楚是哪个层次的，没有成功。学校有笔大额奖教金，系里推荐我了，但学校没给。当时得奖的一位是威望很高的英语教授，我承认他远比我强；另位是教政治的老教师，我很不服气。说实话，我首次有受委屈的感觉，但我没对任何人说。不过，我当时在系里的地位稳步提高，成了学科评议组的成员，被增列为硕士生导师，还要安排我给硕士生上课。
　　
　　顺便一提，10年后，我在现在供职的学校拿大额教学奖，也是在前一年系推荐没成(不知是在学院还是学校层次上出局的)之后。不过，那时我没必要委曲求全了，而且学校连续两年给我不同名目的大额教学奖。虽然奖金额提供1倍，但实际含金量已经大为减少，不到当时每月固定收入的2倍。
　　　　
　　实事求是，学校没有亏待我。中国学者的职业成功还包括房子。我们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虽然不能没有小摩擦，但也没有搬出去的念头。当了特批副教授之后，学校要给我分房子。虽然我也不是很积极，学校还是比较公正的。我能挑选的房子是片东西向楼的北山墙，1到7层，两室一厅。我的要求是不要底和顶，学校给我6层。校长想亲自发我钥匙，要我过去一下。很不巧，他定的时间我正好有课，因此还是从后勤处拿的钥匙。
　　　　
　　与职业无关，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些文字。破格副教授后一年1篇，第二年4篇，第三年2篇。篇幅都很小，谈读书，谈女儿，谈职业感受，谈历史，谈现实问题等。还有个小插曲，投第一篇文字时太激动，忘了写名字(在信封落款处写了姓)，编辑也懒得问，顺手给我编个名字。后来就都实名了。我一度想做个自由撰稿人，这段实践告诉我，仅凭给报刊写稿不能养活自己。
　　　　
　　职业发展的困境除专业产品更新换代的原因外，在职业上投入的时间也大为减少。准备英语考试以及联系申请学校都是很耗时的事情，更何况孩子一直是我们夫妇自己带的，还有打家具和搬家。我特别喜欢与孩子在一起玩，不仅用心而且用脑。职业如果不能让我生活更快乐、家庭更幸福，那职业上的成功也没有意义。 不过，我当时从来没有放弃职业努力，回归家庭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在职业上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虽然暂时处于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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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歧途风景
　　　　
　　一直到特批教授不成之时，我给自己的定位都是：自由读书人，投稿爱好者，职业教书匠，业余科学家。但到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5-15年中，可能要成为个职业科学家，兼职教书匠。我觉得老子的“三生万物”很有道理，因此，往往同时要有3件事情作，过去是规划中的前两个方向和教学鼎足为三，停掉第一个方向后，用教学研究支撑，勉强维持而已。这时，我与本校一位海归大教授过从甚密，事实上走上职业发展的歧途。不过，在歧途上也学到很多东西。
　　　　
　　与这位教授的认识出于偶然。早先应基础部主任的邀请参加过该教授的讨论班，但当时对他的东西不感兴趣。后来，拜访另位大教授时得知他刚从北美回来，便去他办公室拜访。他热情邀请我参加他的课题，一类工程过程的数学建模。我处于职业的低谷，屡战屡败，也愿意加盟。
　　　　
　　我感觉他是学校研究水准最高的教授，其工作真正与国际接轨，而且他在北美的老板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在北美工作多年，所发表论文被国外同行引用；回国后在“科学”出本专著；而且拿到了NSFC的面上项目，那个学校有NSFC项目到现在可能还是个位数。他还与位院士合作在《中国科学》上有篇论文。另一方面，他的研究领域我觉得意思不大，搞数学的看太简单，而搞工程的人看太理论；出文章、出书都可以，报项目和报奖就会困难些。从学术趣味方面讲，我觉得他的工作太“匠气”，缺乏“自然哲学”的底蕴。他自己也明白，当时准备往更工程的方向转。可这并非他擅长，更非我擅长。
　　　　
　　我与他交往的原则是和而不并。希望能一起发表些国际文章，合著本书，并共同申请基金和奖项。或许还可以跟他读个博士学位，而不用抛家别舍。同时我不放弃完全自己的研究方向。
　　　　
　　初次交谈后，我们过从甚密。我经常到他家里讨论。我们两家都是学校的房子，在同一栋楼。他最好位置的三室一厅，校长在他他们家楼下。他那一条还有我们后来下台的系主任，及拿大额奖金的英语教授。他夫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另所高校任教，仅是讲师。对我招待也颇殷勤。后来，我从“高级研讨班”回来与他在北京碰头。我的身份大概算是他的业务助手。如他要拜访院士，我事先打电话定时间。我陪他拜访了两位院士，NSFC的3个不同科学处的处长，部教育司的副司长，科学出版社的室主任，还有些其他同行教授。我开始观察并体验作为职业的学术研究背后的活动与策划。这些是科协史或科学家传记中不大提到的方面。也不是全然没有，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中就提到传主为获Nobel奖的成功运作。同时，也体会到与同行交流讲什么，不讲什么，既要给同行深刻印象，又要不透露关键性的know-how。
　　　　
　　那位教授当时还不需要我做具体的研究工作。他自己讲，与我合作的目的，其一，提高他研究工作的理论层次；其二，精神方面的交流(他属于能工巧匠之类，尽管个人修养不错，但文化底子还是薄，他又很聪明，知道我的哲学、历史、文学对他的益处)；其三，科研、公关方面的咨询。在我们密切交往的前1、2天，就他就说过，“你不是干活的人，将来我们都是老板。我是大老板，你是二老板。”不过，我有更现实的目标。我一个年轻人，总不能没事便陪个老头聊天，同时出出主意，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也在暗自琢磨他对我的看法。按他公开的说法，认为我的业务能力在他接触的国内外青年人中是数一数二的，在国内名校甚至北美大学都可以做个大教授。另一方面，他对我自己的方向不以为然，有次他指着篇英文论文对我说，“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全是胡扯，跟你写的差不多。”他在与学校领导交往中，却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我在领导心目中人望极好。不过，他分析，我在学校的地位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我做的研究人家不懂，唬住一批人；其二，我待人谦虚，而且不争名利，特别是不争位置。
　　　　
　　事实上，我不仅是不要学校里的位置(校长曾暗示给我研究生部的副主任，或学报的主编)，而且也不要社会职务。我们一起破格的教授、副教授都在各级人大或政协弄个委员，也给过我张“政协委员推荐表”，我没交回去。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种品牌经营，是种营销策略。当然，我现在更清楚，没有主打产品的品牌经营是虚妄的。当时没有这么自觉的认识，只是从中国古籍特别是《老子》上受到启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同时，与各级官员接触中，也发现他们也有很无奈之处，并非如别人从远处看到那样的风光。当然，最本质讲，这是个个人偏好的问题。最简单的判据，如果以在饭店吃饭为乐，便可以争取当官；如果以在外面吃饭为负担，还是不要当官了。
　　　　
　　那位教授在学校支持下建立了研究中心，与家企业共建了实验室，还与科学院的一个所联合培养博士。他希望我把行政编制转到他的中心，也建议我与学校领导表明放弃自费出国的努力换取学校更大强度的支持。他要创建个新的硕士点，让我在他的点里带学生。然后可以跟他读个中科院的博士。他向我保证，3年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3篇长文。
　　　　
　　我个人宁愿把几件事情分开。编制还在原来的系，我觉得不能为他得罪过去的领导；也不想把合作关系变成行政关系。放弃出国是可以考虑的，但必须积极争取，能出国才有放弃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要拿到留学签证再说。带学生和读博士都是我愿意的。
　　　　
　　在感受他控制加强时，我也发现共事中存在的矛盾。首先，他的课题对我要求的时间太多；其次，用经费方面，他不够大方；最后，他对我的某些想法毫无兴趣。特别是，我觉得他待人不够厚道。他夫人仅是中级职称他也不帮忙，他两个孩子都没考取好学校。设想，他对家人都不能全力帮忙，回对下属会关照有加吗？后来，我确实观察到，好丈夫、好妻子一般更容易成为好老板，因为比较善解人意。当然，好老板未必是好妻子好丈夫。
　　　　
　　交往3个多月后，我们的关系迅速冷却，但没有冲突。主要是客观条件使然。学校经费支持力度没有达到他预期，而联合的企业自己都发不出员工的工资。因此，他告诉我能否读博士已是未定之数。在他看来，如果理论文章是1，有数值仿真就是3，而有实验就是5。没有实验条件，4年内能否完成学位工作都难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表示要到国内其它高校去读博士。
　　　　
　　后来，我与他谈是否到所国内名校读博士。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出国还可以，国内最次应该是北大，我要去的学校没有意思。读书第一学期回来时我还去看过他，给他看我导师新出的专著，他很不屑地说，敲门砖而已！我还作为第一参加人加盟他的NSFC面上项目申请，但没有成功。这是我最后次与他合作。事实上，他的其他合作者，后来都有被利用的感觉。
我与该教授的交往特别是要跟他读博士让周围的人很意外。参加我NSFC青年基金申请的刚毕业的博士就问我，为什么是他指导你，而不是你指导他。该博士是很狂妄，拿到博士学位，给学校开价回来的条件：科研处副处长，4万启动基金，答应公派出国。学校全部答应，但他还是到国外做博士后去了。现在在所海外无名的小大学里当教授。不久前还与我联系，托我找人接待他的洋人朋友。因为专业不同我没接待。最初介绍我认识他的那位大教授比较客观公允地讲，对一般不容易考取博士的青年教师，跟他读博士确实是个难得机会，但对我这种足以被国外名校录取的，就不是有很大意思了。我爱人则一直很怀疑，我是否真是认真地考虑要读他的博士，而且也提醒过我他是合作者但不是朋友。
　　　　
　　虽然与该教授3个多月的交往没有任何有形成果，但我确实学到很多东西，从书本上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我多少知道了在中国该怎样做个职业科学家，更学到怎样当助手。这些对我后面的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益处。
　　　　
　　那位教授也是我的面镜子。我知道自己在专业研究的主要弱点是没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专家。同时，没有计算机能力。但我的长处也突出，1 英语阅读能力，2 概括文献能力，3 中文表达能力，4 综合基础知识，5 类比、移植和模仿能力，我的数学训练让我能比较容易的发现不同问题在结构上或解决方法上的类似之处。前3种我是对外承认的，4是人所共知的，唯有5是独门暗器，不足为外人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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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博士生导师
　　　　
　　当时的情形，博士在高校特别是三、四流高校中还很罕见。我估计，即使不读博士，也会很快拿到正教授。但从国际惯例看，博士是高校教师的上岗证。从小就被教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当时又流行“与国际接轨”，因此我觉得博士非读不可。更何况爱人也强烈支持我去读博士。既然不敢到国外闯荡，就读个国内的吧！
　　　　
　　其实读博士的念头早已有之。读硕士时，就有位老师说可以推荐到另所较好的学校。现在是985高校，而提议的导师现在是院士，他的博士生中有4位杰青。我当时急于回家过安稳日子没考。
　　　　
　　回校后，再读博士就不容易。先要工作3年，而且只能报考一次。我现在想，如果一次没考取再考也应该没问题，顶多费些周折。但当时很当真，一定要一次考中。
　　　　
　　硕士毕业第一年，又以在西南开会为名，夫妻走一大圈。从北京走西北，到西南，顺江而下到华中，再到东南。在西北某名校，感觉气候不错，饮食尚好，书店尤其是外文影印书店书挺全，想在那里读博士。联系的导师是位很老的前辈，早已不做学问，但已经桃李满天下，包括海外。特别是次年参加个高级研讨班，他的一个弟子，也是名教授，通过学生鼓动我报考。我便提出申请，但学校以3年没到没有马上批准。后来觉得老先生太老了，而且学校比较偏，也就算了。现在看来，没读也未必是坏事。老先生已经仙逝，鼓动我的名教授也退休。他们的重点学科已经摘牌，现在的学术带头人江湖地位未必如我。尤其是当时一起在研讨班的一位博士生，在本地比我们学校还差些的学校当副教授。
　　　　
　　真正很上心的是跟位国内顶尖名校的教授，我估计他会上院士。我当时以为很难考，不敢轻易报名。与教授写信联系，他礼貌性地表示欢迎；我出差想去登门拜访，他不接见。这样我就很没底了。与他的博士生联系，人家不理我，倒是有个硕士生，还多少帮些忙。考试的课程用本英文名著，我还恰好有，但读起来很难。我认真准备一段，觉得没有把握。当年，教授告诉我他有两个硕士直升，但如果我成绩好他还是会要我。我从招生简章上看每个导师平均不到一个博士生，觉得有点玄，没敢考。第二年再联系，准备搏一下的，但学校要求定向，教授不愿意招定向，嫌麻烦。我到底没考。随后教授荣升院士，我更不敢考了。再过两年，在次会议上见到那位教授。我再三表示惋惜当时没有机会入他门下，他还安慰我说在工作中边干边学也很好。我们只有那一次见面机会，他就有两件事非常让我感动。其一是他在午休时间爬6层楼到我房间讨论个问题，我吃惊地“衣冠不整下堂来”。其二，讨论中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再三解释，并问“我是否说清楚了？”从那以后，我从没问过任何人包括学生和孩子，“你听懂没有？”可惜，后来不久他也仙逝了。帮过我忙的硕士生，似乎在所比较偏远的高校教书，再没打过交道。不肯理我的博士生，在所与我们学校相仿的中部学校当教授。今年还审过他的基金申请，我实事求是地做出了评价。他的关门弟子是我的同事，属于公务繁忙的基层领导，专业自然也不是很突出。
　　　　
　　与上述教授联系的同时，硕士母校的教授重提略差些名校的教授，说入学很容易。我也有考的意思。我曾参加过该博导主持的高级研讨班。硕士时的委培同学也去了。他说看那位导师的样子人应该不错。此前还去到他家拜访他。第二天又约我到办公室，送我本他们博士生用的讲义。但终究还是没有报考。后来从他学生处听说，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因此他上了院士，学生出多位杰青。有意思的是，那位院士现在又亲自动员我调到他门下做课题组负责人，开出的价码是1套3室房子，启动经费1百万，津贴超过教育部特聘。我还是想居家过安稳日子而谢绝了。
　　
　　顺便插几句，我拜访这些教授，从来都时空手的。后来读博士、做博士后期间，也没给导师送过任何东西。毕业、出站答辩通过后，给两位导师各送支派克金笔。当然，再以后逢年过节或海外归来，一般还是送些小礼品。
　　　　
　　由于破格晋升了副教授，后来又忙着争取出国，没考虑国内读博。直到与计划合作的教授分道扬镳，才马上着手联系。出国的挫折让我意识到名校名师的重要性。因此，第一批联系的是两所国内顶尖名校和另所略逊色名校，导师都是名教授。比较而言，我硕士导师是在我晋升副教授的那年晋升的教授。虽然他对我的职业发展鼎力相助，但毕竟力道还是不足。
　　
　　教授们回信很快。一所名校的教授表示欢迎，说学科发展需要我这样的有志青年，但说报名事宜要与招办联系。与招办联系，被告知当年的报名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等一年，只能作罢。另所名校的教授也表示欢迎，但说快退休了，只能招委培博士。虽然学校未必不肯出钱，但我觉得凭自己的实力还让学校拿钱不合算。也只能作罢。幸好还有所名校的教授很积极，不但回信表示欢迎，而且具体介绍所搞的课题，以及让我作的题目。虽然没有任何明确承诺，但我明显感觉到欢迎的诚意。我就决定报考。
　　　　
　　在这批联系的3位导师中，我报考的导师是相对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名的。他读名校，跟名师，早年留学苏联，后来多次在西欧北美短期工作。我暗称他是ABA (All But Academician)。他历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NSFC的评委，教育部课指委成员，全国性学会的副理事长。我曾估计他能上院士，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开始攻博，自己的职业发展进入高速轨道。因此，我的选择是明智的。但实事求是地讲，我没有充分证据肯定是最优的。特别是，导师的选择还有相当大的盲目性。选得合适，只是我运气比较好。
　　　　
　　我现在明白，选导师不能仅看学术地位和成就，更不能相信媒体的宣传。最好与该导师毕业的学生聊聊，也可以跟在读的学生谈谈。如果这些学生不具体说导师的为人好，估计多少有些问题。还有些关键因素包括导师的经费情况和课题组的结构。如同寻找配偶一样，最理想的是“识英雄于草莽”，买入潜力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选的博士导师和博士后老板都不算特别成功，他们最终都没有入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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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考博
　　　　
　　就本质而言，博士不是考的。至少，“考”不仅是考试，更是考核、考察。学校招博士生的指标是有限的，好多学校都要求导师招生要上交学校课题经费。导师多少要付给学生一定报酬。最主要的，导师的时间更是有限。还有，课题组的研究风气。因此，收个不合适的博士生是导师的一大灾难；同样，跟了不合适的导师是研究生更大的灾难。
　　　　
　　明白上述背景，就知道博士入学考试只是学校对学生基本条件的把关。录取与否，权力主要在导师。不论从学生还是导师的角度看，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
　　　　
　　我考博时，导师有非常明显的接受意向。入学考试只是形式。学校招生简章中有免试的条文，我想先争取免试。“不战而屈人兵”有多好！
　　　　
　　不过免试的申请并不顺利。英语免试的前提是硕士研究生成绩过85分。虽然我在硕士期间成绩名次很靠前，但分数还是没有到85分。至于我考过的EPT, TOFEL, GRE，人家都不看。因此，英语不能免试了。简章规定，英语不能免试，则两门专业课最多免1门。我的硕士学历可以免考“自然辩证法”。这样，我要考英语和1门专业课。我跟导师说免掉我把握不大的1门课，考的课是我给本科生上的，估计问题不大。
　　　　
　　考试的具体日程已经记不清楚了。英语的题目蛮怪。完全是凭感觉答，对错全无把握。专业课是个上午考的，下午便是复试面试。专业笔试中我做错道题目。有些懊恼，出来后又考虑了一下。
　　　　
　　下午复试有多位教授、副教授参加，包括导师和他的一位留校已经当博导的硕士生(那所学校的第一个硕士)，还有导师第一个博士生，留了校当时还是副教授。专业课笔试卷的命题人也在，他是那所大学的第一批博士，但不是导师的学生，后来到北美工作多年，先是postdoctoral fellow，后是research associate professor，但当时也仅是副教授。似乎还有其他老师，但记不住了。考生只有两位，另个是他们本校的本科生，在外面工作过两年，考硕博连读，导师是另位博导。
　　　　
　　复试开始，先介绍自己的简历和科研教学工作。然后问上午的笔试怎么样，我说错了道题目。让我在黑板上当场重新做那道题目，我给出正确的结果。笔试结束时，导师送我出门，对我说如果外语及格，录取没有问题。
　　　　
　　考博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后来知道了结果，被录取了，但不知道具体成绩。报到后，英语又被分在快班。看来英语考得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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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攻博期间生活工作学习
　　　　
　　读博是我职业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环节。重要的不仅是博士学位，而是通过两年多一点的历练，真正成为一名职业科学家。带艺投师的旁门左道人士，出来后摇身一变成了名门正派弟子。专业发展从边缘走向主流。同时，从学术界非常弱势的位置，开始走入比较强势(有一定话语权和决策权甚至有一定既得利益)的集团。不过，直到现在，也不是该集团中最核心的成员，仅是那些核心成员的好同行、或许还算好朋友。
　　　　
　　我明白自己外出对家庭、特别是对女儿的影响，因此特别抓紧时间努力工作。同时，只要课程(自己学的或担任助教的)一结束，就马上回家。当时在学校的作息基本是每天6点起床，工作到7点吃饭。饭后继续工作，到11点吃午饭。饭后在校园里散步半小时，继续工作，有时写信，到4点半吃晚饭。晚饭后继续工作到10点。跑步后洗漱上床，看闲书到12点睡觉。如果需要，有时直接开夜车到12点，甚至更晚。
　　　　
　　主要消遣就是给爱人、女儿和朋友写信。每周到学校附近的小书店看看。每天在睡觉前看看闲书，主要是古代诗词和散文(《西湖梦寻》、《陶庵梦忆》、《闲情偶寄》、《袁中朗随笔》、《阅微草堂笔记》、《浮生六记 青灯琐记》、《明清清言小品》等)，还有当代的大都市的小女子散文(如上海素素、南妮，天津莫小米，广州黄茵、香港王璞、台湾林燕妮等)，这些书看起来比较省心，也愉快。同时也开始读些外国经济学的大师写的通俗读物。后来快毕业时，又把金庸的所有小说通读一遍。偶尔也与室友打打羽毛球。
　　　　
　　我的研究课题是前述规划的第二个方向中的子方向，同时也与导师在第四个方向上的工作有一点交叉。在去读书之前从部里申请到个项目，1万元。导师后来对我很放心，从来部过问我的具体研究工作。导师要我做的具体事情主要是填表和打字，而我最爱听导师讲的是他那代人的往事和恩怨。
　　　　
　　课程的成绩还是不太好，好在博士生的成绩也无所谓。英语几乎不花课外时间，成绩不错，但不算很突出；导师的课成绩很好，那是导师照顾；政治成绩居然很好，原因是我表现出对老师很尊重，而且文科的素养比较好。成绩不好的各有原因。有些是我很努力而实在学不好，二外我尽力了，但只是勉强及格；有些是我大意了，如学位课中有门基础数学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少去上课，结果考试也是勉强及格；有些是专业老师打分的问题，有位老师给我成绩偏低，有位老师给成绩普遍低；也有我不重视没好好学的。
　　　　
　　第二年快结束时，我开始给同行写信申请博士后的位置。当时与现在不同，博士后位置比较难申请。现在正相反，招不到博士后。由于导师也算学术界的权威，我自己的私下的联系主要是其它学科的。我曾写信给长三角中两个省会城市里的两位院士，都被拒绝了，一个是院士亲自回信，还有个是助手回信。我也给我们学科比较年轻的名教授(估计他5年内能上院士)，他很欢迎，但当年没有名额了要我等一年。导师偶然知道本地另所高校本学科但不同二级学科有位老教授可能有博士后位置，便推荐了我。该单位招收博士后条件要有国际文章若干，或获奖，或国内外著名学者推荐等之一，而我满足两条，因此也被顺利录用了。
　　　　
　　鉴于博士后机会难得，我的研究工作也达到通常的毕业水平，导师同意我提前毕业。导师在学校素有治学严谨的清誉，他同意毕业自然会一路绿灯，安排了答辩。函评的专家中有3位院士。他们都对我的工作高度评价，但有位院士指出我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太多，希望集中精力拿出力作。答辩委员会主任是我博士后的老板。按国际惯例或许欠妥，但中国这是很常见的。答辩两个月后，获得了学位。再晚一点，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再拿学位了。
　　　　
　　说到我那时论文的数量，这也是旁门左道与名门正派的转换有关。前者发文章很容易反而不想多发，后者发文章不容易不能多发。我正好在转型期，发文章已经比较容易了，但主观上还是尽量多发。后来我便严格限制国内文章的数量。博士生原则上只能在SCI不收录的国内期刊上发表1篇文章。多发也可以，不要挂我的名字，不要用我的经费付版面费。同时，我观察，在中国，真正名门正派的弟子，专业基础好，但职业进取心弱，职业生存技巧也差。因此，在职业竞争中，起步慢，跑得快，但耐力差。都是好的研究者，但未必是好的课题组领导。我们学科的6位杰青，半数以上本科是三、四流高校，但博士绝大多数是名校，不是985的只有一位。
　　　　
　　读书期间也做些教学工作。开始是改作业，后来是讲课。这主要是为了挣钱，不过后来晋级时也起了作用。我是带工资学习的，原单位的总收入有每月8百元左右，在学校算是比较高的。做教学工作的收入每月有2、3百。当时每天的伙食费大概是10元多。住宿费等学校可以报销。收入最大的是奖学金。评奖学金主要看发表或接受的论文。我第一年就拿个5千元的奖学金；第二年应该本来还可以再拿的，但很不幸我提前回家错过了。后来学科又给我报了官方的奖学金，钱少1千，但因为我的“定向生”身份，上面没批。导师从经费里开给我2千表示安慰。
　　　　
　　博士期间的产出还算令人满意。毕业之前发表的论文有3篇被SCI收录，基于博士论文后来发表的论文还有2篇被SCI收录。当时还没强调SCI，导师的惯例是国内顶级专业期刊上有篇文章就可以毕业，我被接受1篇，还没来得及印出来。两次参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第一次入围全国前500名后出局，第二次进了全国前200名没进最后一轮的前100名。全国优秀论文是前100名，101至200名可以拿到提名奖。这已经是该校我们所在一级学科的最好成绩。由于学位及其后续工作，我后来又作为主要完成人并且有次是课题负责人获多项省部级奖。作为博士工作的副产品，我参加编著本专业课教材，后来也多次获奖并被广为采用和引用。
　　　　
　　或许，博士经历的最大收益是让我更加相信世道公平，人心公正。才能得到赞许，卓见被人肯定，努力收到回报，业绩受到尊重。这并非小人得志的自命不凡，在我不惑之年比较失意的时候，也没改变这种信念。相信职业生涯具有总体上的公平和公正是学者工作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信念，那就应该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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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攻博期间与导师的交往
　　
　　攻博的重要收获包括在今后的职业和专业发展中得到导师的提携，以及导师同辈学者的关照，还有同门师兄弟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导师的态度，而与导师的关系不是如父母那种先天性的关系，是类似于夫妻或朋友关系需要不断改善加强。
　　
　　我的博士导师是那种很有君子风范的长者。一般的同行包括晚辈会觉得他平易近人甚至和蔼可亲，但周围的人如学生，会感到导师周围有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力场，让人很难建立非常密切关系。这与我在原学校跟的那位大教授是完全不同的，与我的硕士导师也不一样。我自己有做人家助手的经历，马上感觉到这一点。我当时的目标也很现实，要与导师建立种有效的工作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发展私人关系，但我觉得那是毕业以后的事情。
　　
　　导师开始对我似乎是有一点点成见。主要是对我们硕士母校教学质量的怀疑。我们有个校友与他联系，他当着我的面说道，某某大学的我再也不敢招了。我听后多少有些沮丧。
　　
　　与导师关系的困难还有学术风格上的差异。导师是典型的名门正派出身，虽然职业上不能说没有波折，但总体上比较顺利。因此，他做事不仅要结果，而且考虑形象。如同大牌球星，不仅要破门得分，还要有非常优雅的姿态，顺便再向观众挥手致意。我在职业上是那种穷孩子苦出身，觉得结果好，一切都好，不介意过程中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与导师首先的不和谐之处是投稿。开始我觉得完成个工作应该给导师看看，没有功劳有苦劳。但文稿交上去后，导师往往迟迟不处理，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现在看，或许是我性急些，毕竟导师同时有4个博士和1个硕士。当时，我觉得难以忍耐。我理解导师不缺我这种不好不坏的文章，但我自己需要。我开始时的对策是不挂导师名字而且以原单位的名义自己投出去，收到修改通知再与导师谈，他同意就改单位添作者，当然他付版面费；否则我自己付版面费。这样的文章有1、2篇，期刊按原单位的标准算是好的了。后来，我觉得比较吃亏，沾不上导师的光。我便改变策略，完成个工作便告诉导师要投那里那里，但不把文章给他。中了告诉他，不中再改投。这样投稿的节奏完全由我控制。同时，导师知道的都是录用的消息。慢慢地，导师完全不介意我怎么用他的名字。当然，我自己对使用导师名字非常慎重。我可不想在导师报院士时因为我的文章带来麻烦。从入学第二年，到毕业7年后，我们总共合作了几十篇期刊论文(SCI收录十几篇)，有绝大多数我是第一作者，导师是第二作者。后来我的学生一些文章还有同时有我们两人名字的。
　　
　　导师需要我帮忙的是填各种表格。当时，导师还不大用计算机打字，都是手写稿。虽然我在几个师兄弟中是最晚入门的，但我对填表这种事情比较感兴趣，而且我有当助手的经验。另外，我练过打字指法，单纯敲键盘也比其他师兄弟快些。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尽可能修改导师的原稿，导师如果认为不妥我还会解释。这不是一般打字员能干的活。我读书期间包揽了打字的活，等我毕业后导师再也找不到这么出色的打字员只能自己用电脑输入了。我记得帮导师填的表格有院士申报书(没成功)，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申报表(正赶上换届，导师连任了)，国家重点教材申请书，教委重点教材申请书，地方研究生教材资助申请书等。填表的顶峰是NSFC面上项目的申请表，我不仅是打字，而且是起草。导师的项目完全是我的创意，他只是文字方面的稍加润色。当然，这两个项目他都分给我经费了，前一个是30%，后一个高达50%。
　　
　　填表的技术含量高些，但打字的工作量不大。打字工作量大的是导师的一本教材，40多万字，不过我后来成为合作者了。这段往事别处说过就不在这重复了。我们一共合作出版了4本书(除第1本是第三作者外，其它都是第二作者)，其中1本是英文的，而2本将要修订再版(修订后作者都往前提一位)。
　　
　　在合作交往中，我们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不仅是有效的工作关系，也是愉快的私人关系。我对导师一直有种深切的感谢之情，我走上职业的快车道从在他这里读博士起步。同时，我对导师有种信任感，相信我的努力会得到他的赏识，并以恰当的方式回报。
　　
　　本质上，导师与我有效工作方式的建立在于我们的“职业化”。他是职业化的导师，我是职业化的学生，当然能很好合作。其实，从人性上讲，我们也是同种人，耐心、本分、勤勉、谦逊，有优秀小职员具有的所有品质；同时，个人修养比较全面，兴趣比较广泛，权力欲望不强。而且我们还有一定的互补性，他是学问精深的专家，我相对而言涉猎更广。我们合作写书，有时是分章，有时是按内容分。导师写比较技术性的内容，我先全书引言，各章导读段，文献注记。历史注记等。我在攻博期间特别是初期的努力，只是让他更快了解我，从而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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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晋升教授
　　
　　原单位总体上对我还是很好的，特别是临博士毕业时给我晋升了教授。这样使我后来职业发展更便利些。
　　
　　破格教授没成一年后，学校领导认为去年刚没批，不要马上再报了。两年后，学校领导又说，只差1年了明年按正常晋级走吧！或许当时的风气有变化，特批不鼓励了。到博士快毕业时，副教授5年可以正常晋级了。
　　
　　当时的条件在原单位按破格条件大概都够了。文章从来就不是问题。我负责的部级项目在进行中，而且参加导师的NSFC重点项目。获过项部里的教学成果二等奖。与导师合著的教材已经交稿，但还没有出版。教学工作量也没有问题，攻博期间我也是给学生上课的。
　　
　　当时最大的麻烦是我是在读博士生。按以往惯例，晋级不考虑在读博士生。没有明文规定的惯例，或许人家觉得好处不能让这些博士生全拿了。既然学校要给我报，就要对读博的事实作“技术处理”(这是老书记的用词)，申请表上不填。但如果完全抹去这段工作，我的教学工作量就不够了。最后的方案是写上在某某学校进修，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为此，还需要个读博学校的证明。我到人事处去开，人家政策很清楚，指出我的身份是研究生，应该找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显然是不妥的，我只能在学院开张证明，说明我承担的教学工作和参加的科研项目。一般认为学院的公章对外是无效的，但有些事情不是非此即彼。学院的证明不如人事处的证明效力强，但也聊胜于无。如果人家愿意相信，没有证明也没关系。
　　
　　申报材料给导师看。他指出，按他们学校标准，当教授比较勉强，因为国外文章太少。当时发出来的只有1篇，还不是SCI源刊。
　　
　　虽然我安慰自己，攻博也是进修的一种形式，仍然很担心。申报表上没敢签字，用行书体打上名字了事。原则上，我并不对申报表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没有自己的签字。晋级时我也没有回学校，多少也是做贼心虚吧。所有需要我出面办的事情都是爱人代劳的。
　　
　　具体运作过程不清楚。似乎也没找有名的专家评审论文。事实上，我忘了谁审的论文，可能是硕士母校的两位教授。学校如何讨论的也不知道，结果是顺利过关了。曾计划合作的大教授、介绍我们认识的大教授，还有老书记，都应该是评委。但我们没有机会谈。估计很顺利，只要不追究在读博士的问题，我的条件正常晋级没有问题。更何况也没有明文规定在读博士不可以晋级。
　　
　　到了省里，我的硕士导师刚当教授不久，也是评委。帮我解释说博士导师让我做项目。或许是看两位导师的面子，学科组没有再追究，便批准了。
　　
　　后来我回去看望硕士导师时，他花了很长时间，专门教育我好好做人，特别是谦虚谨慎。还讲了他自己过去的弯路，年轻气盛，得罪了他当时的导师(后来上了院士)。满招损，谦受益，知易行难。想想他对我真是很关心。对他唯一有点不满的是过去他拉伙人编教材，没叫上我。我从来没对他有什么物质的表示，只是主动送过他几篇文章，除硕士论文有个的那篇(他应该得的不能算送的)，还有他们学校学报3篇(全被MR摘录，还有ZM摘录和EI题录)，国内核心期刊2篇，我们学校学报2篇。这些对他晋升或许有小补。
　　
　　说到送文章，我是有求必应，先后帮原单位两位同事上副教授，还帮个不认识的当时校党委副书记(现在的书记)的同学上副教授。
　　
　　这样，在拿博士学位之前，先在原单位当了教授。不仅如此，攻博期间，还要求学校调了房子，把东西向的两室一厅调成三阳的。这套房子原是人事处副处长的，我原来的房子交给位科长。当时也是不得已。学校盖集资楼，教师趋之若鹜。我已有去意，没有参加，但要求学校调房子。但这套房子我们没有真正住过，拿到房子时，全家已经在这里。我们回去搬家，同时也是打包准备下次彻底搬来。后来，爱人又回去一趟，联系搬家公司和铁路集装箱，把我们家和我父母的家一并搬来。